非洲人在广州生存现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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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人在广州生存现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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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直达

1楼

admin 发表于 2009-8-1 03:39 |只看该作者 |倒序浏览

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,只有生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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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人在广州　　广州，小北路与环市路路口，四条街巷、三座高架桥、一条铁路交织在一起。从环形过街天桥上走下，穿过一个涵洞，一抬头，“这是在哪里？”即便本地人，也不免疑惑是否走进了非洲。
　　无处不在的非洲人，“African Trader”(非洲商人)，是他们最喜欢的称谓。
　　作为这一区域的研究者，中山大学的李志刚副教授也有自己的困惑：“不像纽约的布鲁克林，那是贫民区，这里充满了商业活力；也不像唐人街，那是完整的华人社区，而这里的店铺大都还是ZG人开的。”
　　对非洲人聚居区的观察，发生在7月15日的聚集派出所一事，只不过是一个引子。
　　记者◎魏一平摄影◎姬东
　　街角社会
　　宝汉直街巷口，登峰宾馆门前，一小时前，本刊记者打电话想在此约见丹尼尔(Daniel)，他拒绝了：“现在还早，那里不好玩，我们喜欢夜晚。”果然，晚上20点，夜幕降临，人流骤增。
　　周围几条宽约3米的小巷子盘错着，小贩们干脆把商铺里的衣架摆到外面，10元一件的廉价T恤一眼望不到头，其间夹杂着密密麻麻的水果摊、烧烤摊、蔬菜摊，提着布包、抱着孩子、牵着女友的非洲人穿梭往来，不太标准的中文或英文此起彼伏，写满三四种语言的霓虹灯招牌令人眼花缭乱。涵洞下，擦鞋的、卖袜子的，不管老幼，几乎人人都会说“come”；天桥上，拍快照的、发广告的，看到有非洲人路过就走上前喊“please”，甚至连坐在地上的乞丐，面前摆设的纸板上都有人注明了“ask help”。
　　登峰宾馆就位于这几条小巷尽头的交会处，是这个“街角社会”的中心。底下两层为商铺，上面4层是客房，旁边毗邻的越洋商贸城，上面几层已改为新登峰宾馆。“近300间客房，几乎天天爆满，95%都是非洲人。”宾馆保安坐在门口，不停地环顾四周，目光警惕，“每个房间都堆满了货物，好些人长年住在这里”。
　　在他周围，宾馆门前的停车场上，三三两两的非洲小伙子正大声开着玩笑，路边和花坛的台阶上也已坐满，一手拿瓶啤酒，一手摆弄着手机，没有位子的人干脆靠墙站着。本刊记者在此采访的4个夜晚，这块面积不超过200平方米的空地上，每天至少游荡着上百人。“前段时间警察过来，禁止商店在门前摆放冰柜卖酒，现在少多了。”保安说自己的职责就是“看住他们别酒后闹事”。
　　20点刚过，丹尼尔来了。将近1.9米的个头，凹脸形，他的ZG朋友都叫他“姚明”。“我不打篮球，但我喜欢这个名字，他在ZG是个大明星。”击掌、握手、顺势打出一个响指，这是丹尼尔跟周围的同胞们互相问候的方式。
　　丹尼尔是本刊记者在这里消磨了两天后第一个正式采访对象，这要源于宾馆门口一家门窗店老板的引荐。此前，每一个听完本刊记者说明来意的非洲人，都礼貌地摇摇头，“我不想说出我的故事”。自从派出所事件后，他们谨慎了很多。门窗店老板陈立富来自江西，已经在此一年多，常常出没于此的非洲小伙子都会跟他打个招呼，有一些还成为他女儿小陈的朋友，丹尼尔就是其中之一。那天晚上，小陈拉过丹尼尔，指着本刊记者介绍道：“我表哥。”听完来意后，这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小伙子变得爽快起来：“没问题，什么都可以说。”
　　丹尼尔的第一次ZG之行在2006年，那时他25岁，已经在国内做了3年汽车配件生意。但那次4个月的旅行，并没让丹尼尔下决心留下来。“白天去广园西市场买东西，傍晚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从我身旁路过的ZG人都捏起了鼻子。”这个举动多少让丹尼尔感到“有些不舒服”。但2008年初，丹尼尔还是回来了，“毕竟这里的东西最便宜，质量又好”。他滔滔不绝地讲起生意经，“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，要不然永远没有回头客”。他说他17岁高中毕业后就整天泡在家乡集市上，对自己的评价是“没有语言天赋，但有生意头脑”。
　　聊天渐渐深入后，丹尼尔解答了本刊记者前两天的疑惑：“在这里的很多年轻人都遇到了签证麻烦，自然不愿意跟陌生人讲话。”他也不例外，自从去年奥运会期间护照过期后，他最头疼的事就是遇见警察。“看到警察过来，我们当然要走开，有时候还得快跑。”上个月，他的一个签证过期的朋友就在租住屋内被警察逮了个正着，只能回国，这让丹尼尔更加小心翼翼。“除了做生意，我一般哪儿也不去，晚上就到这里来喝喝酒，跟朋友聊聊天。”他拒绝了拍照请求，哪怕是背影也不行。
　　“我不喜欢喝酒。”丹尼尔指着脚下的酒瓶说，“关键是晚上可以来这里放松一下。”巷子里的小酒馆也坐满了非洲小伙和姑娘，在震耳的非洲音乐声中，懒散地待上三四个小时，是他们“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，再不用去想签证这种头疼的问题”。延期申请被拒之后，丹尼尔也想过找黑中介，但“6个月的延期要花1.2万元，没多少人能够支付得起”。
　　连续几个晚上，本刊记者都会发现有一位戴棒球帽的非洲中年人来到这里。他是仅有的一位自己开车过来的非洲人，司机是ZG人，始终与本刊记者保持距离。附近开店的老板们猜测他是这个街角的“老大”，因为经常看到他“请周围的小马仔们喝酒，看起来每个人都表现得很敬畏”。当本刊记者尝试接触他时，坐在车后座上的两个非洲年轻人随即摇下车窗，警惕地看着外面，很自然，他选择了拒绝任何交谈。
　　“叫他大哥(bigbrother)准没错。”丹尼尔也拒绝透露更多。倒是第二天晚上，另一位经小陈介绍的小伙子比尔(Bill)，向本刊记者聊起这位看起来像大哥的人。他叫迈尔斯(Myers)，来自利比里亚，在ZG的很多城市都有生意，儿子在广州留学。“他在这里有两辆车子，太了不起了。”比尔强调，“他经常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头儿。”比尔选择了“president”(总统)和“chairman”(主席)这两个词来表述，但通常他们都会直接喊他“papa”(拉丁语系中对爸爸的称呼)。
　　比尔也来自利比里亚，他介绍自己的祖国，“那是一个打了15年内战的国家”。1989年内战爆发后，先后有近1/4的人跑到邻国避难，比尔的学业就在加纳完成。由于自小酷爱足球，2001年大学毕业后便到印度尼西亚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当起职业球员，“半年就能挣两万美元，多么美妙的事啊！”但也不是没有风险，两年后的一次受伤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。比尔撩起长长的短裤给本刊记者看，右大腿的一块肌肉高高隆起。2003年，也就是内战刚结束的那一年，他回到国内上了一座教练培训学校，当起了职业足球教练。之所以选择一年前来广州做生意，是因为“总比当教练挣钱多”。比尔指指脚上崭新的耐克球鞋，很认真地说：“是真的，750元一双呢，我在发货的时候特意留下的。”他的长相酷似美国篮球运动员科比，一身白色运动装显得有些扎眼，白色耳环、白色项链、白色手链、白色戒指，“都只有几十块钱，但我很喜欢，我想与众不同”。
　　看得出，起码从外表看，在这个角落里，比尔还算得上是个有钱人。“他们很多人没有工作，没有生意，靠干零活或者帮人介绍客户为生，一个月可能只有两三百块收入。”比尔指指那些游荡在街边的小伙子们，看到远处迈尔斯在招手，他马上跑了过去。
　　社团与首领
　　“我可不喜欢去那里，要不是找人，从来不去，每次经过我都会绕着走。”听到本刊记者提及登峰宾馆门前的街角，帝瓦拉(Diawara)一个劲儿地摇头，“我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，什么都有，酗酒、毒品、妓女……”坐在天秀大厦23层办公室里的宽大座椅中，帝瓦拉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长者风度，虽然不断有生意伙伴打来电话，有时甚至两部手机一起接听，但每次接听前他都会先向本刊记者致以歉意。作为第一位进驻这里的非洲商人，帝瓦拉竭力要把自己与那些在登峰宾馆门前游荡的非洲人区分开来，他说：“我知道迈尔斯这个名字，他是利比里亚人在广州的首领，但并没打过交道。”
　　与登峰宾馆隔街相望的天秀大厦，由三栋34层的大厦组成，A座和C座为住宅楼，B座为写字楼，4层以下为商铺。以此为中心，方圆1公里范围之内，分布着十几座大厦，连同宝汉直街附近的下塘村，构成了非洲人聚居广州的“巧克力城”。
　　平日里，天秀大厦异常繁忙。B座的3部电梯，吱吱呀呀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堪重负，提着大包小包的非洲客商经常排队等候。管理处的由主任告诉本刊记者，2007年顶峰期，600多户写字间中，70%的人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。即便现在受经济危机影响，写字间的出租率下降了一半，但天秀大厦在非洲商人中的名气依然最大，用帝瓦拉的话说，“几乎就是香港重庆大厦在广州的代名词”。
　　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重庆大厦位于香港尖沙咀地区，由5座17层高的大厦组成，早先算是高档楼盘，后来逐渐聚集了非洲、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的商人和住户，甚至成为全球背包客抵达香港后的首选。
　　实际上，除了贸易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外，帝瓦拉的另一身份也是首领，他所代表的国家是马里。根据中山大学李志刚副教授多年来的调研，绝大多数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以国家为单位，都有自己的社团和首领，他们称谓不一，有的叫“president”，有的叫“leader”，有的直呼其名，甚至有的社团成员还会有自己的身份证明。“他们大多年龄较长，教育程度高，生意也比较成功，交往起来很容易。”的确如此，仅以时间观念而论，记者采访的两位所谓首领，也是众多采访对象中为数不多能做到守时的人。
　　帝瓦拉的叙述起点是1999年，在印尼开公司的他第一次经香港来到深圳，此行目的是考察市场。“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，在印尼的生意越来越难做，而且我发现，即便在印尼和泰国，很多商品也是ZG生产的，那还不如直接到ZG进货，肯定更便宜。”此后，他又在ZG各地旅行一个月，足迹遍布湖北、福建、浙江等地，还专程去北京拜访了马里驻ZG大使，最终选择了广州，“因为这里更容易买到更丰富的产品，而且离香港也很近”。
　　2000年，帝瓦拉第一个在天秀大厦租下写字间，当时整栋大厦都没什么租户。“我的很多朋友都在香港做生意，他们也很想来广州，但又有些担心，对内地的一切都不了解。”结果，帝瓦拉在广州的生意越做越红火，随他而来的同胞也越来越多。2003年，帝瓦拉全票当选马里社团首领。“就像ZG人在外国做生意一样，人多了当然需要有个组织，需要有个人来领头。”似乎是为了打消本刊记者的疑虑，帝瓦拉特意解释道，“这样的社团与政治无关，只是大家在异国他乡分享信息、互相帮助的非正式组织而已。”
　　什么样的人才能做首领？帝瓦拉反复重复着一个词——“信任”。“忘掉‘第一个’，忘掉年龄，忘掉生意，只要你能取得大家的信任。”但他也不否认，“年轻人很难胜任，跟资历也有些关系，我从25岁开始经商，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。”在本刊记者的追问中，帝瓦拉有些不好意思地透露了另一个信息：“我祖父的祖父是马里的一个酋长，帝瓦拉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大姓。”家族势力与血统仍起着重要作用，本刊记者采访的另外一位加纳商人首领阿塔(Atta)，其父与当地一酋长是表兄弟。
　　帝瓦拉告诉本刊记者，北京奥运会之前，在广州的马里人多达500个左右，即便后来受签证收紧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有所减少，现在也有250多人。与纯粹的商会领导人略有不同，“其实当这个首领，付出的要比得到的大得多”，帝瓦拉并非抱怨，“你必须要努力帮助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”。他说，前两天，就有一个马里小伙子在天秀大厦商铺里因为买手机与ZG老板起了摩擦，双方冲突中造成一个ZG人受伤，在与警察周旋了4小时并赔偿1.3万元之后，帝瓦拉才得以解决问题。阿塔则告诉本刊记者，在过去的一周里，他只有一半时间花在自己的生意上，到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加纳人，帮一个加纳小伙子解决签证问题，帮一位刚到ZG的加纳人租房子，还参与调节了两个加纳小伙之间的纠纷。“当然，有时候我也无能为力，只好到北京求助我们的大使。”
　　让阿塔引以为自豪的经历是，他参加了2006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非论坛峰会，帝瓦拉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与马里总统合影的照片。社团成员每个月缴纳50元算公共基金，用于接济那些生病或初来乍到的同胞，每到新年或国庆日的聚会时，帝瓦拉还要向大家汇报财务收支情况。“3年或5年一次的选举，如果不想失去信任，你就要尽心尽力。”帝瓦拉说。前两年，尼日利亚ZF指定的一位首领，就因不得人心而落选，“竞争者都是在你不称职的时候出现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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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生意与生活
　　跟大多数同伴一样，丹尼尔每天的作息是从上午11点钟开始的，自己做点吃的，下午如果没有生意，就跟朋友们一起玩。“玩什么？其实不用什么，就是聚在一起聊聊天。”一直到凌晨一两点，才回到那套花1500块钱租来的单间里。通常情况下，丹尼尔也会自己倒卖一些服装或手机，“最新的诺基亚手机，在ZG才1900块钱，在非洲就能卖2900块”。发货之后等待出关的两三个星期中，他相对轻闲，但如果遇到有国内客商前来，他也会充当中间人的角色，带他们去完成买货、运输、报关等一系列事务。“有时候可以拿到10%的提成，糟糕的时候只能拿到2%。”
　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公司和写字间，阿塔告诉本刊记者，在广州的50多个加纳人中，只有12～15个拥有固定的写字间，大部分人只是流动的中间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只是往返于非洲与广州之间的客商，他们一般每年来三四次，每次停留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月。有的甚至在广州拥有一间小商铺，但也只是作为据点而已。李志刚将前者称之为“坐贾”，后者为“行商”，根据他的研究，在广州的非洲人中，“行商”要远多于“坐贾”。当然，那些活动在最底层的苦力劳动者并不包含在内。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”阿塔说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幸运，他的12个兄弟姐妹全部读了大学。
　　来自马里的阿马拉(Amara)，就是一个穷小子打拼成功的模板。生活在农村的阿马拉，父母要供养他们兄弟5个，自然只能靠天吃饭，“没有雨就没有粮食，有时候一年到头都不下一场雨”。17岁那年，别人都到了上高中的年纪，阿马拉才刚读完小学，没钱继续读书，他只能退学，在家乡的街头靠擦鞋为生。“擦一双鞋的钱，约合人民币1元，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擦10双，刚刚能吃饱。”阿马拉说起这些有些羞涩。3年后，他开始闯荡首都巴马科(Bamako)，从批发市场买来衣服，披在身上沿街叫卖，“一天能挣到20元”。后来，他跟随叔叔学做外贸生意，在东南亚与非洲往返了几年后，于2002年来到广州。
　　阿马拉算得上最早闯荡广州的马里人之一，跟大多数非洲商人一样，先从服装做起，后来拓展到家具、电子产品、建材等大宗商品，直到今天，“什么都卖，一切生活用品在非洲的市场都很畅销，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工厂”。他在登峰宾馆旁边的怡东大厦租下一间写字间，注册了自己的公司。另外4个兄弟跟他差不多，也都是早早退学，不过，现在他们都已是生意场的老手，两个在国内，一个在刚果，一个在安哥拉。这两天，大哥正好来广州进货，他属于“行商”之列，每年来两次，除了自己经营，也为阿马拉的商品在国内扩大销路。
　　办公室墙上的毛主席像，在一圈非洲挂像中格外显眼。“我从小就知道毛主席，我很佩服他的勇敢。”阿马拉有4个孩子，老大和老二都留在国内，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，一个学法语，一个学英语，“这样将来就可以去世界各地做生意”。他告诉本刊记者，他要努力挣钱供他们读大学。为了节省路费，阿马拉有3年多都没有回过家，“每当想念孩子们的时候，只能给他们打电话，家里没有电脑，没法通过视频看到他们，那时候经常失眠”。
　　一年前刚刚在广州出生的小儿子，是阿马拉在这里最大的宽慰。“生意再难，但只要看到儿子，还是会给我力量。”可是，现在小孩的签证一直没有办下来，成为他最大的心病。采访是在周五傍晚进行的，阿马拉耐心回答完本刊记者的问题后，他说要赶紧回家了，因为第二天他的妻子就必须要带小儿子离开广州去泰国。他揉揉刚才已经湿润的眼睛，露出一贯羞涩的笑容：“我想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还会回来的。”
　　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，正是梅卡(Mika)最大的幸福。这位来自刚果(金)的少妇，在金山象商贸城开了一家理发店，她负责理发，丈夫乔治斯(Georges)则负责卖碟和刻盘，5岁的女儿Nono与3岁的儿子Jojo都在广州。不足15平方米的小店里，两张椅子，一个洗头盆，进门的小桌子上摆满了非洲音乐和电影光碟，显得有些拥挤，一台14英寸的小电视机不得不挂在墙上。理一个发50元，因为发型复杂，一天至多能做完四五个就不错了。梅卡干劲十足，每天中午11点多，她都要准时从租住的荔港南湾小区出发，花两块钱挤公交车来上班，一直忙活到凌晨才回去。
　　梅卡早年随丈夫到南非做生意，她并没有专门学过理发，“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”。3年前来到广州，发现生活在这里的非洲人很多，但却很少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理发店，她便决定自己创业。现在，每到晚上，理发店周围总会人来人往，大多是来自刚果(金)的同胞，男人们过来买碟，女人们过来做发型，“多亏了这些非洲音乐，才能吸引到这么多人”。只是，像她这样在这里开店的非洲人并不多见，他们大多就像候鸟，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飞走了”。
　　“在这里，我们没有生活，只有生意。”跟许多采访对象一样，梅卡也这么认为。为了女儿上学方便，她特意把房子租到了远离小北路一带的荔港南湾，家里陈设极其简单，客厅除了两个沙发和一台电视之外，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墙上那个小小的耶稣相框，因为他们全家人都是基督徒。每月2500元的房租、女儿1000元的学费，加上保姆费、交通费，林林总总也有6500多元的支出。为了节省，梅卡很少逛街，每天午饭和晚饭都是一份不超过10元的盒饭，有时候忙起来就只能等半夜回家时煮包方便面充饥，每周只有周日休息一天，赶紧在家美美地睡上一觉。
　　可能是前段时间造访的记者太多，丈夫乔治斯多少有些抱怨地说：“越来越多的人来打扰我们做生意，又不付钱。”梅卡在旁边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小声解释道，“他太累了”。梅卡有时候也会跟丈夫闹别扭，通常都是因为钱的问题，“花出去的总比攒下来的多得多”。梅卡说她的理想就是等挣够20万元就回国开店，“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”，她自言自语道。
　　对话与隔阂
　　夜色渐深，宝汉直街上依旧没有打烊的迹象。“35。”一个服装店老板懒洋洋地答道，头都没抬，旁边一个非洲小伙看中了一条小男孩穿的裤子，已经摆弄了很久。“No，20。”他伸出两根指头。几个回合后，最终以25元成交。“我要10条，待会来拿。”老板似乎听懂了“after”的含义，没好气地拽过非洲小伙手中的裤子，甩下一个英文单词“go”，那小伙只好摇着头走开，“after，after，鬼才信！”身后传来老板的抱怨。
　　看起来用简单的数字完成一笔交易并不难，但巨大的文化隔阂横在中间，各自的规则岂能轻易融合。门窗店的陈老板告诉本刊记者，如果一个非洲客人跟你说“tomorrow或者after”，那就基本没戏了，“没付钱之前，说什么都不可信”。
　　如果不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介绍，几乎所有采访都将无法完成。信任的艰难，或许是他们远在异乡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，加之相对懒散的生活习惯，爽约成了家常便饭。每天，登峰宾馆旁边的街上都会停满拉活的商务车和面包车，司机褚师傅感慨，如果不是连续合作三五次，非洲客人是不会把他的电话存到手机里的，即便是老客户，如果有一次打电话叫车而不能及时赶到的话，就再也不会叫了。“我们都还没有适应彼此的规则”，唯一感到欣慰的是，“他们一旦谈好了价钱，就不会再变”。
　　李志刚两年前开始做调研的时候，常常被反问的两个问题是“你的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？”和“这次谈话后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”每当他想拿出本子开始记录时，交谈就会陷入困境。本刊记者的经历也很类似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配合拍照。“我从不自己照相，除非是跟一大帮朋友在一起。”19岁的非洲留学生西加用普通话说。
　　梅卡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真正的ZG朋友，即便是多年的邻居，也只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，虽然她每次都热情地称呼前来打扫卫生的保洁员为阿姨或妈妈。Nono的中文要比英文说得还好，她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，不过，最要好的5个朋友里只有一个是ZG人。她悄悄告诉本刊记者，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，她上台表演了节目，这算是最让她高兴的一件事儿了。
　　民众间的隔阂或许只能交给时间解决，但ZF已经开始了行动，他们有些等不及了。“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聚集，尤其是大量‘三非’人员(非法签证、非法居留、非法就业)，给ZF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压力。”越秀区登峰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周才粉告诉本刊记者，登峰街道办辖区5平方公里，在越秀区22个街道办中占到1/6，登记在册的外国人超过2000人，未登记的流动人口更多，其中70%来自非洲各国。
　　据周才粉书记介绍，登峰村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扩张高潮中，曾是广州第一个亿元村，已有外国商人聚居。2001年ZG加入WTO之后，来自非洲及中东等地的商人开始云集，他们一般白天在广园西、三元里等地做生意，晚上回到登峰街一带住宿。由于地处越秀、荔湾、天河三区交界处，很长时间以来这里都是一个“三不管”的地带。2007年，广州行政区划调整后，省政法委将登峰街道列为重点整治对象，当地ZF开始采取措施，成立了专门的外国人管理服务站，在普法、租房、医疗、教育等领域开展主动服务，甚至还聘请了十几个非洲义工帮忙。
　　犯罪率下降、流动人口登记率上升，这是街道办能够感受到的直观成果。但作为非洲商人中的代表，帝瓦拉和阿塔都表示“对话还不够”。“朋友就是满足相互的需要”，阿塔以此来定义友谊，他不理解“为什么媒体只关注那些在非洲做生意的ZG人，而对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却只有负面报道？”帝瓦拉说，每年他都会参加地方ZF召集的会议，但很遗憾，“那么多首领聚在一起，他们只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，却很少聆听我们需要什么”。
　　4天的采访中，唯有周六晚在足球场的氛围最为轻松。每到周末晚上，聚居在此的非洲人都会相约到附近的城市职业学院球场踢球，650元的包场费由每人30元凑齐，有人专门负责收钱并记录，有时候还会跟不同国家的队伍来场小比赛。进球后的欢呼和庆祝，驱散了几天来的紧张和疲惫